【校友志】郭日修：祝贺母校120周年华诞
祝贺母校120周年华诞
感恩母校，汇报毕业70年来的工作2016年迎来母校120周年华诞，这一年，也是我级（唐山交大土木工程系1942级）毕业70周年。为祝贺母校校庆，谨向母校汇报个人毕业（1946年毕业）后70年来的工作，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之情。
1942年夏，我从江西省南昌二中毕业（1939年南昌被日寇侵占，二中迁到江西泰和县农村），我有幸被南昌二中推荐免试入唐山交大。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我于1942年9月到贵州平越，进入蜚声国内外的唐山交大土木工程系。学号C45。抗战时期，国家对从敌占区逃难出来的大学生给予“贷金”,在”贷金额”的支持下,学生们勤奋学习。1944年冬日寇侵入黔东南，平越可以听到枪炮声，学校不可能继续在平越办学，唐山交大又一次经历颠沛流离的逃难，师生经历长途跋涉，到了重庆，在茅以升校友的帮助下，唐山交大于1945年1月在四川璧山丁家沟复课，我们得以继续学业。1946年初夏，我级毕业，这是唐山交大抗战时期在内地毕业的最后一期学生。此后学校复员。
1946年夏，我在南昌老家度假，接母校顾宜孙教授信（时任唐院院长）邀我回母校任助教，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这年8月，我到上海帮助母校办理招生工作，并帮助接待由四川出发经长途跋涉到上海的母校学生大队，他们经上海乘船北上。我于1946年9月到达河北唐山，开始在母校任助教。那时抗战胜利。教授们回到唐山和家人团聚，师生在典雅的校园内开展教学，全校上下一片欢腾！我在老教授们的领导下，工作得也很愉快。
1947年夏，由于著名的结构工程专家蔡方荫教授推荐，我去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任助教，蔡教授主张游学，他推荐我“游学”去清华大学。是因为抗战胜利后很多二战时期在国外留学卓有成就的学者回国在清华大学执教，去清华可以广泛的向学者求教。1947年8月我到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任助教。系主任分配给我的工作是任“结构学”（现在称为“结构力学”）和“结构设计”（课程设计）助教，并担任张维教授在土木工程系工作的助教。张维教授1933年在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中英庚款”留学英国、德国，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1947年夏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讲授本科工程力学，并在土木工程系招收研究生，开设“高等材料力学”课。张维教授招收研究生的方向是“固体力学及其工程应用”，以“枚壳理论”为主，这也是高等材料力学课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是过去本科教育未曾接触到的。我还利用清华大学优越的学术环境选学了一些高级的数学、力学课程。我感到自己在数学基础和固体力学理论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我打算在这个优越的学术环境里长期工作下去。
然而，1956年2月，我离开了清华大学，去了新创办的大连海军学校（海军工程大学前身）任教，这里是我一生工作的重大转折，这缘于1949年12月的一次谈话，1949年12月的一天，一位解放军干部到清华大学找我，他是通过清华党组织找到我的，他先自我介绍：“我叫罗钰如，是一二九（1935年）学生运动时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七七事变后去延安参加抗日，参加革命，现在是海军司令员肖劲克的秘书。”他说这一番话，一下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人物，在清华大学是深受尊重的。他接着说：“旧中国有海无防，帝国主义的侵略主要来自海上；新中国必须建设海军巩固海防，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建军先建校，解放军没有办海军学校的经验，我们请来苏联专家来帮忙，但是中国人的事还是要中国人自己办！我们希望你老郭同志能来参加大连海军学校建校。”一席话使我感到震撼。我经历了1931—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深切感受到国家遭受的深重灾难，尤其是1939年春日寇侵占南昌，我家在战乱中逃难离开南昌，深受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痛苦，沉痛的历史使我深刻认识到建设海军，巩固海防是中国人的梦想，是伟大的历史任务。今天新中国成立了，这个历史任务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我感到激动！但是我也感到突然，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工作，优越的学术环境和非常适合自己的工作，使我做了去清华大学长期工作下去的打算，没有离开清华大学到其他地方去工作的想法。但是“旧中国有海无防”、“新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海军”、“建军先建校”、“中国人的事还是要中国人自己办！”这几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这是解放军发出的号召，而且是“定向”号召，我不能回避！经过反复思考，在革命激情的支持下，我终于带着妻子和出生才八个月的孩子，离开清华大学，于1950年2月来到大连海军学校任教，参军，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员，开始了我此后66年在海军工程大学（包括其前身）的教学生涯。66年在海军工程大学，我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交大情愫
1.参与创建造船工程系，两度担任这个系的系主任。1951年，大连海军学校筹建造船工程系，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军舰设计制造为专业的系。1953年我担任这个系的第一任系主任，长达13年，为这个系的建设、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系遭到严重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1979年造船工程系恢复建制，海军再次任命我为系主任，并担任党委书记，主持这个系的恢复重建工作，到1983年重建任务完成，我离开系主任职位，回到教学工作岗位。
2.在我国建立“船舶结构力学学科”，并长期从事“船舶结构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船舶结构力学”学科是20世纪初由俄罗斯学者布勃诺夫创立，研究军船结构的力学行为的学科。旧中国没有这门学科，因为旧中国的高校造船工程系以商船设计制造为专业，那时商船的结构设计基于经验（规范设计），旧中国高校没有“船舶结构力学”这门课。1951年大连海军学校组建造船工程系，参照苏联相应高校的造船工程专业教育计划，造船工程系设置“船舶结构力学”课程，聘请苏联专家指导开课。当时缺乏学习过这门课程的教师，从此我从事“船舶结构力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当时，“船舶结构力学”是门约300学时的造船工程系的主课，分设五门课程，在四年制本科三四年级的四个学期中连续讲完。我以1951年初到1953年末，紧张的工作，翻译了一套（5本卷）“船舶结构力学”的讲授和课程作业，为我国建立“船舶结构力学”这门学科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此后国内其他高校造船工程系陆续开设“船舶结构力学”课程。
2006年前后，我指导我校中年教师编写《船舶结构学》教科书。这本书以讨论船舶结构构体或部件（结构单元）的力学行为为主旨，纠正了此前各高校广泛采用的80版《船舶结构力学》以结构分析方法为主旨的偏向，使《船舶结构力学》教科书的主旨回归结构力学本义。此书于2010年出版，受到同行专家的肯定，入选“教育部‘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3.开展培养研究生工作。我在海军率先开展培养研究生的工作。1981年，我开招培养硕士研究生，我校“船舶结构力学”专业于1983年取得硕士学位授权。1986年“船舶结构力学”专业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我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第三批）。1987年我开始招收博士生，这是海军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这名博士生于1990年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被评为“达到世界上该学科研究的前沿”，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1991年）。我指导的另一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这一年，我81岁。我指导的博士生中，还有的学位论文被评为“全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我编著的《弹性力学与张量分析》一书于2002年入选“教育部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
4.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在“大潜深潜艇结构强度”、“固体—液体—气体耦合系统动力学”、“旋转物体的水弹性力学”等几个研究方向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研发的“加助锥—环—柱结合壳”，是一种转型的船体结构形式，已被实船采用。公开发表了约150篇学术论文。
5.1964年，我当选为（山西省）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聘请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船舶专业组”组员，1962年参与制订我国“船舶科学发展十年规划”。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是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中国造船》期刊特邀编委。
我于1996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暂缓离休，这样，我一直工作到2015年离休，时年九十一岁，从教七十年，在海军工程大学（及其前身）执教六十六年。2015年7月海军工程大学为祝贺我从教七十年并宣布离休命令，召开了一个隆重的大会，会上海军工程大学赠我一个匾：“功耀海江，桃李芬芳”，这是对我一生工作的高度评价。
回顾一生，我之所以能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校的教育。在母校学习四年，我掌握了土木工程专业，尤其是母校高质量的数学、力学等基础课程和英语训练，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我能顺利地从土木工程专业改行从事船舶工程专业“船舶结构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母校优良的校风，以罗忠忱教授为首的老教授们的师德师风，对青年学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工作作风的塑造、养成产生了积极地、巨大的影响。我在母校学习时期正是抗战后期的艰苦岁月，老教授们热爱祖国、坚持抗战、献身教育、坚守讲台、甘于清贫、悉心育人；学校颠沛流离，老教授们不离不弃，他们到了哪里，哪里就是讲台，哪里就有教学。老教授们严谨治学、严肃对待工作。严以律己、严格要求学生。老教授的高风亮节，使青年学子受到潜移默化，获益终身！
我以十分感恩的心情，向母校汇报毕业后七十年的工作，庆祝母校120周年校庆。希望母校继承发扬光辉传统，开拓创新，在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郭日修
2016.4.22于武汉
文字来源：我校土木工程系1946届校友郭日修《祝贺母校120周年华诞—感恩母校，汇报毕业70年来的工作》
微信编辑：校友办助勤学生 杜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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